名称：论马克思的报刊论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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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12-12 23:57:04 |   作者: 电容柜系列

简介：

　　文章在革命实践的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从事报刊论战的方法，认为马克思在四个时期的论战方法各有特点：着眼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错位，以阶级分析法置换既有的认知基础，社会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实质上坚决而形式上灵活。

　　恩格斯在1895年给威纳尔·桑巴特的回信中提出如下论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也就是说，揭示马克思实践活动中的方法是接近马克思本义的一条途径。这一论断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指明了基础且重要的工作，即研究马克思报刊活动的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空间。沈荟等人在分析《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基础上，提出“学术性新闻”的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从事社会历史写作的方法[2]。黄斐从历史事实层面考察马克思的评论文本及参考资料，着力理解他的政治分析方法[3]。陈力丹等人通过文本和事实的双重印证来揭示马克思的政治传播的方式方法与策略[4]。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在马克思的阶段性报刊活动和具体的新闻传播学议题中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尚未形成广泛的理论对话，比“散点式”研究更基础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整个报刊活动生涯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以贯之的方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又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问题的提出旨在回应当下的研究关切：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建构符合马克思本义的概念和理论，或许是当前研究要解决的课题。其中的第一个任务在于确定马克思的第一身份，只有第一身份确定了，才能理解马克思的报刊活动的原因与意义，以及报刊活动与马克思其他实践活动（包括理论研究、参与创立革命团体、书信往来等）的统一性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精确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5]实际上，马克思在欧洲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对立的历史任务[6]，之后的具体任务及相应的报刊活动都统一于这一历史任务。这些任务串联着特定阶段的文本，形成了有特定指涉对象的文本群。因此，梳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任务以及利用报刊参与解决任务的过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马克思从事报刊活动的方法。而报刊论战的语境不仅符合马克思的本义[7]，更彰显了马克思报刊活动的革命属性，有助于揭示报刊活动背后的主客体关系。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马克思报刊论战的方法是否如他的革命实践一样存在连续性？如果对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结果将会与马克思革命实践的实际冲突，只有对问题作出肯定回答，才能得出符合马克思本义的答案。如何得出这一答案呢？笔者回归马克思的文本，在革命实践的结构中考察马克思开展报刊论战的方法。这里的“实践”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活动，“革命实践的结构”就是马克思力图改造阶级社会的实践过程，写作报刊文章的过程只是统一于前者而已，因而，马克思的报刊文章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作品，更是改造世界的手段。基于此，反思马克思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研究的职业范式，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科学借鉴。

　　在以往研究中，笔者将马克思的报刊活动生涯划分为四个时期：《莱茵报》时期、欧洲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消沉时期、国际工人协会时期及其之后[8]。马克思在每个时期都提出对应的任务，并且通过论战来助力任务的解决，在四个时期分别使用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论战方法。整体看来，这是一种内在于革命实践又具有新闻传播学内容的连续性的思想方法，是新闻传播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开展相关的报刊论战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验证和具体化，其间产生了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即在怎样的语境中认识马克思每一时期的报刊论战？根据什么线索来梳理其中的连续性逻辑？在此基础上，他的报刊论战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性关系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就无法消除马克思报刊论战方法中有可能存在的理论瑕疵。

　　此时的普鲁士正面临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民族主义者认为，为了加强和改善德国，必须模仿更先进的社会[9]。首相哈登堡建议国王：“法国人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工业化的，而我们一定要自上而下地进行”[10]。因此，普鲁士贵族官僚发起了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运动。与工业资本主义不同，普鲁士依赖波罗的海的黄金海岸线和航海技术，以农业资本主义跻身世界市场。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等级制度的传统决定了普鲁士的现代化“只是一种自我维护的手段和确保国家主权的手段”[11]，统治者在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又以传统权威和正统原则作为社会基础；在紧跟欧洲工业化浪潮的同时，又极力保持前现代化时期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造成现代化手段和目标、社会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分裂。

　　威廉四世继位后，延续了现代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他的施政举措曾给自由主义反对派莫大的希望，甚至被称为“第一个新纪元”，但是他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12]，代表着特权统治者内部将政治概念神学化的倾向[13]，其实质是利用宗教观念来维护等级制度。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等级制度“完全同情封建的贵族，他力图完全用中世纪方式来恢复贵族们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14]。据恩格斯回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15]。它的主要任务是“使许多人还在盯着法国的目光转向德国，并唤起德国的而不是法国的自由主义”[16]。

　　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比这更进一步，他紧紧抓住了现代化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矛盾，通过论战的方式来讨论普鲁士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张建立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制度设施，而不是嫁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以宗教理念为手段、以维护等级特权为目的的混合体。马克思在驳斥书报检查时说明了他的目的：“《莱茵报》从来就没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相反，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17]。可见，马克思的任务就是参与国家发展，而方法是通过论战揭露和批判特权代言人实施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精神相悖的措施。

　　从选题来看，马克思主要选取了三方面的新闻事件，包括当局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当局的改革方案、反对派中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见表1）。总体上是对当局的施政举措和反对派言论的批判，他们不是在旧有传统中寻觅可以嫁接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管理方法，就是在当局提供的阐释框架内开展批评。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层面，看到了当局的行为只会加深二者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其中，新闻出版自由是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和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等构成了一整套支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石和意识形态基础[18]，因而是观察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是不是契合的重要指标。当局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严控，成为显著的事实论据，马克思借此直接批判了当局维护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错位。对于政府的改革措施，它本身内含着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普鲁士政府认为：“传统社会的‘系统’发展要远远好于法国大革命支持的‘理性’改革”[19]。因此，威廉四世政府延续了1807年之后的“开明专制”，这些措施分别从城乡差别、财产权利、私人事务、经济贸易等领域维护土地贵族、官僚的等级特权。马克思的选题分别反映了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司法与传统法的矛盾、司法与个体生活的矛盾、城乡矛盾、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缘由是当局的改革行为是反资本主义精神的，是以现代措施维护旧秩序的。对于反对派的不良倾向，马克思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意图在法定秩序内进行斗争的妄想和虚无主义者对国家集权问题作出的抽象解释，这些倾向对于实际斗争而言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与幻想，没有直击国家制度的根本。

　　这些选题涵盖了普鲁士社会机体的主要领域，从中凸显出普鲁士政府极力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使之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割裂，从客观上对普鲁士的现代化历史任务造成阻碍。而反对派理应成为当局施政举措的矫正力量，但不切实际的空想致使他们没办法承担这一任务。

　　阶级，作为马克思“思想枢纽之一的东西”[20]，既是经济范畴的概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范畴的概念，它反映了特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社会关系。阶级的特性是超越政体形式的，只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区别，阶级分析的结果是对阶级对立现象的原理性表达，适用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后，逐渐形成了组织建设、报刊活动、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斗争模式，他先后参与组建了者通讯委员会、德意志工人协会、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者同盟等民主革命组织。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他的报刊活动必须担负为正在投身革命的群众提供“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依据”的任务。他通过论战确立了科学的边界，旨在为者同盟成员和其他民主团体提供行动的方向和路线，并且向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提出斗争任务：“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做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21]。然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政治条件不能完全实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22]的目标。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必须“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23]的任务。

　　马克思考察了那些所谓优越的政体形式和主导这些政体的阶级在对待民族民主要求时的反应，从而批判了这些由资本、土地垄断产生的特权阶级及其倡导的国家制度的根本性缺陷。马克思不止于探讨旧制度的优劣，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新政体及其制度上。在具体事件中，这些政体和制度并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因而所谓的共和与君主立宪是统治阶级的共和与立宪。“新瓶装旧水”的改革方式无益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他们对待民族的立场和方式是马克思用来考察和说明这一缺陷的最好例证。因而，马克思主张欧洲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当政者的统治，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实现阶级解放和德国统一。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对制度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阐明了制度背后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结果：不论是德国政府试图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它们都不是建设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的摹本。只要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阶级对立和压迫就不会因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而消除。他通过阶级分析法构建了整个欧洲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对立的历史语境，试图抓住当时欧洲社会的根本，由“批判的武器”去组织起“武器的批判”，从而破除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4]，改造这个阶级对立的社会。

　　阶级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符合欧洲社会历史的事实，也符合革命实践的要求。通过阶级分析，不难发现个体其实就是一个阶级的生动代表，他的言行就是这一个阶级在特定社会状况中的表现，从中能够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事件通过阶级分析的办法能够揭露其实质，将其中的经济政治关系清晰地展现在受众面前。由此一来，既反映了马克思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彻底革命的必要性，又反映了马克思通过论战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斗争目的。尽管有学者批评阶级分析法的不妥，认为“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来解读1848年的历史是一种极度的简化”[25]。但是我们该认识到，马克思运用的论战载体是报刊，报刊的媒介特性要求作者把变动的、复杂的事实尽可能清晰地叙述出来，这种化繁为简的叙述方法加强了对传统等级观念的观照，为建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对立的社会情景提供了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揭露其中的阶级利益，说明了当局的施政举措不是以法制为基础的，而是反革命的，因而事件的性质就从改革范畴转换到革命斗争上来。因此，阶级分析法不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窥探历史规律的切入点，而是为了参与实际斗争，解决欧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找到的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践性方法。

　　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英国。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在大革命后迎来周期性繁荣。经济的繁荣和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消弭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欧洲革命运动进入消沉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向人民鼓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贸易自由会带来普遍、持久的繁荣。事实上，经济繁荣的另一面却是人的异化和社会分裂问题，这样一些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而具有世界性特征[26]。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欧洲大革命时期就深刻认识到这些矛盾根源于资本的垄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不是某个工厂里面资本家和工人的特殊矛盾，而是遍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且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强国主导或参与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军事外交行动就是资本运行和扩张的表象。因此，解决这些矛盾是19世纪的特殊任务[27]。马克思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目的是要揭示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28]。

　　作为政治流亡者，马克思无法像革命时期那样直接投身到社会政治斗争中，而是通过论战揭露那些混合着旧制度的欧洲强国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矛盾、阶级矛盾以及这些国家在争夺长期资金市场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从而揭露了资本扩张的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制度的缺陷。由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矛盾及其历史暂时性，批判了统治阶级代言人所营造的美好幻想。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开展论战的思想方法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紧密结合。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和经济是内在统一的有机体，它确证了政治活动的经济属性和经济活动的政治属性，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他“从不会对政治与经济采取分离的态度”[29]，而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角度揭露了事件主体行动的原因，其中特别揭露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这一方法针对的是庸俗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现象时的去政治化的倾向[30]。在事实层面上，经济现象反映出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关系，商业利润的来源、生产资料的占有、资本扩张的过程都充斥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这种关系的世界性特征，而庸俗经济学家却依据去政治化的分析方法，把资本誉为“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31]，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视为纯粹的商品生产，资本家生产商品是为商品交换而已[32]。如此一来，便遮蔽了资本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贫困、自杀、移民等社会现象便不会归咎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不会被揭示出来。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市场范围内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评论，直观地揭示了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环节出现的政治性矛盾，揭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原因，以此对庸俗经济学家的立场与观点展开论战，证明了经济繁荣是以无数劳动者被剥削、农民的土地被侵占、其他几个国家的资源被掠夺为代价的；证明了英法政府乃至欧洲统治者们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政治性原因。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运行机制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经济措施在政治性上的失误和政治措施在经济性上的失误都将引起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政治和经济都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概念，揭露经济措施的政治属性，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对立的历史事实；揭露政治措施的经济属性，则阐明了政治措施背后的原因。因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之所以揭示经济的“政治实现”，是因为他通过揭露“以货币财富为制度轴心的现代性政治幻象”[33]，将革命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十九世纪中期，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大幅增强，连普鲁士这样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的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动，主要体现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阶级的集聚[34]，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争取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工人运动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再度高涨。与1848年欧洲大革命不同，这次欧洲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走向联合，马克思早在者同盟时期就提出的有关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的无产阶级[35]的预想得到验证，“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主张因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得到实践，马克思长期以来的愿望初步达成[36]。协会中的英国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尔主义、意大利马志尼主义等思潮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有着重要影响[37]，虽然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倾向，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协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组织起来，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识到，改良主义的方案在当时的工人阶级中占据主要地位，工人阶级运动还不能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勇敢地讲话”，因而“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38]，必须实质上坚决而形式上灵活。夺取政权的态度是坚决的，对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批判是坚决的，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提出了“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39]的重要论断，并且认为一定要采取“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40]，工人阶级一定要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自身的经济解放[41]。然而，鉴于各国工人运动自觉性参差不齐的现状，各国工人组织的普遍联合在过程和形式上却必须是灵活的，国际工人协会不能是马志尼等人倡导的欧美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42]，而只能是各国工人组织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43]，“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44]。

　　从选题来看，马克思主要在两方面开展了报刊论战：第一是关于工人组织内部的思想斗争。巴枯宁分子、尔分子等机会主义者在斗争路线上反对破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思想影响着工人运动的斗争路线，甚至企图代替国际工人协会成为欧美工人阶级新的组织中心。马克思以论战的姿态进行斗争，维护协会的地位和工人运动的原则，指导工人组织走上有组织的、统一的革命道路上来。第二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由于“夺取政权”的任务要求，马克思构建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完全对立的语境，批判了反动势力对协会的分裂活动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经济上的迫害，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斗争对象和方向，也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提供理论支撑。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组织内部的分裂分子和统治阶级代言人是有暗中联系的反革命势力。

　　第一是以现实存在的阶级矛盾驳斥工人组织内部的错误思想。持改良主义的当权者和工人领袖主张通过改革手段缓和阶级矛盾，而马克思通过展现英国政府、德国俾斯麦政府与法国政府对无产阶级的迫害，证明了改革措施不能解决阶级矛盾，只有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才能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矛盾，而手段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组织领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和污蔑行为的背后是这些人物与反动势力的勾结，其本质是反动的。对于工人组织领袖的论战，不像对待当权者那样，不是依据事件主体的行为进行剖析，由于这些人物在工人组织中享有较高声誉，马克思指明了各种错误思想的主张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重申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张，说明了其目的是攫取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人组织中的地位，马克思直接为工人组织指出斗争的方法，反复强调国际工人协会和其他组织的任务，进而维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声誉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推动工人运动。

　　第二是把反动政府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为解释为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联合打压。马克思通过宣言的方式直接揭露了斗争对象的阴谋，而不是像前一时期在事件的进展过程中依靠对动态事实的解释去揭露其中的利益关系。如此一来，马克思就把反动政府的行为归结为阶级矛盾的表现，以此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另外，马克思代表协会直接表明立场，号召欧美各国工人组织进行统一的武装斗争。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开展的论战活动涉及工人运动的六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是工人组织是在既有秩序内支持改良主义运动，还是推翻既有社会政治制度来夺取政权？第二是以阶级平等为革命目标，还是以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为最终目标？第三是以纯粹的经济斗争为手段，还是开展普遍的政治斗争？第四是以赤贫者、流氓无产阶级等为革命主体，还是以有组织的、战斗的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主导者？第五是民族主义的联合，还是各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普遍联合？第六是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还是在国家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实践结构的角度来说，这六点内容是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六大要素，分别是革命实践的形式、目标、手段、主体，革命的形式、革命实践的时空条件。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都事关国际工人协会纲领能否实施，任何一项内容偏离纲领的要求，都意味着协会本身及其所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失去了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目标将没办法实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工人阶级的解放要靠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政权的夺取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使命，工人阶级的普遍联合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必要手段，参与政治斗争自然是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斗争环节，而国家是工人阶级在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中开展政治斗争所必需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统一体。因此，马克思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无疑都是后者，他通过论战来表明国际工人协会在社会分裂问题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团结和指导各国工人组织在“共同的轨道”内进行统一斗争。

　　在革命实践结构中考察马克思的报刊论战，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因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相应的任务而具有阶段性，同时也内含着鲜明的内在一致性，即贯穿始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战方法。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了基督教社会性质的改革措施和思想观念，提出了“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45]的根本原则，主张从对象的本质认识和改造它，不应将其置于特殊的范畴。从这一原则出发，宗教只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论战对象用宗教外衣遮掩的事物的本来面目被呈现出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也随之被揭示出来。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更是基于这一原则批判了那种将人的本质抽象化的观念，并提出了“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46]的观点，从而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中规定人，而是在人类生存和自我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还原其本质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那样，“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47]。因此，马克思做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8]的著名论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理，并将这一原理运用到欧洲大革命及其之后的论战活动中。在欧洲大革命期间，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阶级分析的方法，与当权者依凭的既定的法律、制度等逻辑和话语进行论战，他深入到产生这些话语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关系中，提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认识原则，以此说明既有的法制基础在事实上的不合法性，为民族和民主革命运动辩护，并依据阶级分析为革命团体指明斗争的对象。到达英国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引发的社会分裂程度更加深刻，马克思将眼光投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世界市场，进一步深入到政治与经济统一性关系中考察社会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扩张过程中的政治属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政治关系在国家政体中的实现，具有阶级的性质，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经济同样是经济关系的社会化表现。可见，马克思不拘泥于具体的社会现象，而是伸向更深一层的关系问题，“分析‘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以及牵引和推动事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49]，最终将革命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性关系被运用到革命策略的制定上，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热情参加政治斗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身的经济解放。

　　可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战方法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通过批判基于旧制度的观念来提出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即“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第二是在“社会化了的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并将其作为论战方法来重新解释世界；第三是将阶级矛盾具象化为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层面的问题，从中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第四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运用到革命斗争的策略制定中。

　　实际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得到继承与发展。正如卢卡奇所言：“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代表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50]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开创者，他的新闻思想的许多命题本身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阐述。从报刊性质、宣传方法、报纸功能、文章风格、观点的论争、报纸与革命的关系等六个方面来看（见表2），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场景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不止于此，当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语境中考察党的重要文件和新闻工作文献，往往会发现报刊与革命斗争的统一性通过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部署体现出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脉相承。深入挖掘这一历史过程和其中的思想方法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科学借鉴。

　　所谓职业范式，不过是变相的新闻专业主义，即李彬教授指称的“美新观”——“将新闻与新闻学从社会政治与历史背景和文化中剥离出来，以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路，孤零零地对待新闻及其所谓专业”[58]。因此，在职业范式的逻辑中理解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往往就把马克思的报刊活动置于新闻生产的过程之中，探究马克思作为编辑、记者在业务层面的活动规律，他的革命活动、理论研究成了独立于报刊活动之外的实践活动或者马克思从事报刊活动的理论资源，三者的统一性关系被割裂。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并非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理解他的报刊活动，不是在他的革命实践过程中考察，而是将其视作孤立的新闻生产的过程。虽然为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但是报刊活动背后的客体，也就是马克思作为革命家想要改造的真正对象却被遮蔽了，似乎推演到马克思对某一对象的批判就此作罢，而马克思改造客体的任务以及围绕这一任务的实践策略却没能揭示出来。事实上，报刊活动是马克思“思想斗争”的手段、“批判的武器”，仅在职业的范畴中认识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或者将报刊活动等同为思想斗争本身，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窄化了马克思的论域和思想方法。目前来看，对于马克思革命实践与报刊活动关系的探讨相对薄弱，尚未形成讨论与追问的传统。

　　如果把报刊活动置于革命实践的结构中去考察，马克思就是以报刊活动为中介手段的政治家、革命家。德国学者克利姆（Kliem M.）提议：“研究一下马克思在科伦是如何把新闻工作同政治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些活动又是如何在科伦地区，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十分有趣的”[59]。实际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报刊活动都是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他的理论研究、革命实践伴随着一系列报刊活动[60]。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载体的报刊能够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61]，新闻出版在马克思那里是批判的武器，它为革命运动在内的各类物质斗争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实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开展的活动，因而是实践的活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新闻思想和报刊活动的第一性不能囿于职业工作的范畴，而应将其置于革命实践的整体过程中来认识，他的报刊活动结构在他的革命实践的进程中，检验着他的思想观点。由此出发，马克思的报刊活动、理论研究、革命组织的组建、社会活动等行为都被统一到革命实践上来，相关文本的整体性就被揭示出来。

　　【本文为安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编号：2023yjsmsgzs028）的阶段性成果】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2]沈荟，熊涛.“学术性新闻”: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会历史写作[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09).

　　[3]黄斐.思想与话语:马克思如何报道中国[J].出版发行研究，2021(03).

　　[4]陈力丹，荣雪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次成功的政治传播：兼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的编辑失误问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1).

　　[7]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86.

　　[8]杨新明.批判与论战：马克思新闻评论实践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3.

　　[10]李工真.德意志道路 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79.

　　[11]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M].刘成富，陈玥，陈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8.

　　[12]郑天星.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88.

　　[13]拉斐尔·格罗斯.卡尔·施米特与犹太人[M].程维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99-200.

　　[14]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M].张才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142.

　　[1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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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30.

　　[35]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

　　[3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0.

　　[37]俞良早.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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